[推荐]赵焰：徽州人——王茂荫
[推荐]赵焰：徽州人——王茂荫咸丰四年（一八五四年）春天，江南正是山花烂漫，但在北方，却是乍热还冷，那些大街上的柳树，只是战战兢兢地透着个青，仿佛一有风吹草动，就缩回到厚厚的树皮之中，继续自己的冬眠。来自塞外的沙尘暴还是一如既往地来赶热闹，天空一直灰蒙蒙的，在这样的天气中，似乎人人都没有一个好心情。尽管春天就要来了。
年轻的咸丰皇帝早早起床了。这个敦厚孝顺的老实人在他当皇帝短短的十来年中，似乎一直不太顺利，太平天国造反，洋人发动的战争，耗尽了他羸弱的生命。每天都是日复一日的焦躁和烦闷，这一天同样也是如此。当咸丰梳洗一番之后面对案上堆如小山的文牍时，他不由叹了一口气。身逢乱世，精力不济，一切都山雨欲来，千疮百孔，咸丰哪有什么好心情呢？
咸丰阅读的奏折是一个叫王茂荫的户部侍郎递上的。在咸丰的印象里，这个叫王茂荫的大臣已经不止一次递上奏折了。他似乎对经济和货币很有点想法，也很有思想。但他的想法在咸丰看来似乎都很难实施，世事艰难啊，稍有风吹草动都会引火烧身，咸丰哪里敢轻举妄动呢。
咸丰细细地看着王茂荫的奏折。这篇名为《再议钞法折》的奏折不同凡响，这是王茂荫向咸丰皇帝呈交的关于改革币制、缓和危机的第二方案。这个方案集中到一点，就是坚持主张将不兑现的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反对铸造当百当千的大钱。很明显，王茂荫是试图用兑现的办法来刹住继续增发不兑现纸币的势头，制止通货膨胀，以挽回纸币的信用。
事情还得原原本本从头说起——咸丰元年（一八五一年）九月，太平天国起事，清政府的财政、货币危机进一步加剧。由于从云南到京城的交通受阻，从云南铜矿运至京城的青铜跟不上，朝廷的铜质货币的制作由于原料的跟不上，无法铸成铜钱，一时形成了货币的紧运行。王茂荫在陕西道监察御史任内给咸丰上了《条议钞法折》，正式提出了改革币制、缓和危机的主张：即有限制地发行可兑换的钱币。王茂荫主张发行钞币，这符合清政府的财政政策，也是咸丰曾经赞同的，但由于王茂荫的行钞方案强调防止通货膨胀，尤其是建议发行的丝织钞币可由银号出资代行政府兑现责任。大清哪有这个钱呢，也不想承担这个风险。所以王茂荫的方案自然未被采纳。不过王茂荫的名字咸丰还是记住了，他还特意打听了一下王茂荫的出身，当咸丰得知王茂荫是徽商的后裔时，不由点点头，毕竟是经商世家啊，对于经济的运作还是相当熟稔的。这样有想法有才干的人还是可用的。
咸丰三年（一八五三年），清政府发行了不兑现的“户部官票”，同年底发行了不兑现的“大清宝钞”和各类大钱，造成了大面积的通货膨胀，当时的北京城物价飞涨，民怨鼎沸。目睹这种局面，王茂荫焦虑不安，只好再次上书。
与当朝很多科举官吏不一样，对于国家经济，王茂荫是有理解的，他在当时已经有着相当强烈的现代经济和货币观点，在清咸丰年间两次令人注目的货币改革措施，即发行钞币和铸大钱的过程中，王茂荫都旗帜鲜明地表示过自己建设性的意见。他是咸丰朝行钞的第一个倡导者，是铸大钱的坚决反对者。
在那一次奏折中，王茂荫阐述了发行纸币的重要性。发行纸币有两种可能的出发点：一种是从财政需要出发，滥发纸币掠夺民间财富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另一种则是从经济出发，以发行纸币来改善货币流通的状况，便利社会经济生活的正常进行。王茂荫企图把这两种出发点结合起来，他为自己发钞主张提出的原则是：既要“有利于国”，又要“无累于民”。从“有利于国”出发，他企图用发行纸币来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缓和财政危机。但纵观中国各朝各代发钞、铸大钱的历史，他又深知通货膨胀对于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造成的灾难，因而坚持发钞票“无累于民”，不能造成通货膨胀。
当咸丰此次拿起王茂荫的奏折看了一会后，咸丰简直有点生气了。对于王茂荫，咸丰是知道的，这个生性耿直的户部官员在某种程度上显得特别勤政，他总是不断地向朝廷上书，提建议。甚至在有些与户部不相干的事情上，王茂荫也频繁上书。应该说，这个徽州人还真是一个通才，有很多看法显得非常在理，也有操作的可能。比如说前年的时候，太平军由广东进入湖南，王茂荫早早地就上书请求咸丰在安徽布置防务了，按照王茂荫的意见，安徽防务应以宿松为要冲，小孤山为锁钥，同时在乡野招集人才，训练乡绅民团，像明代金声抵御清军那样的方法来抵抗太平军。王茂荫列举的金声，是他的老乡，徽州休宁人。这个当年朝廷的文官在清军南下之后，投笔从戎，加入了抗清斗争。在清军进入江南之后，金声与他的门生江天一一道，在老家徽州组织起民团，与清军展开战斗，曾经一度收复宁国、旌德、泾县、宣城，最后兵败“宣徽之脊”丛山关被捕，在被解押到南京后被杀。关于金声被清朝杀害，实际上还有一个著名的故事：金声被擒之后，清朝派出原先明朝的大臣洪承畴劝降，因为洪承畴与金声是同一年的进士，有着一段同窗之谊。刚一见面，金声问道：“你可认识我？”洪承畴说：“哪里有不认识金正希（金声字为正希）的道理？”接着反问：“你可认识我？”金声端详半天言道不认识。洪承畴气愤地说“我便是洪亨九”金声听罢大骂道：“呸，洪亨九已经抗清死了，哪有这样苟活的！”金声故意以这样的话来刺激洪承畴，洪承畴又气又羞，当场就拂袖而去。
对于金声，王茂荫一直是非常崇敬的。金声当年也是以直谏著称，并且才华横溢。王茂荫以这个故事来说明问题时，不知道有没有顾忌到咸丰的感觉。毕竟，金声当年所抗击的，正是大清王朝。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例子，让咸丰记住了王茂荫，记住了这个耿介的徽州人。但即使是这样，王茂荫也无所顾忌。在此后，他又陆续上书，扬州陷落、太平军北伐，王茂荫都有很好的针对性措施。咸丰承认，这个王茂荫还确实是有想法的。
这次王茂荫再次上书了。对于此次熟悉的领域，王茂荫一上书就是洋洋洒洒。他的奏折很长，言之凿凿，语言犀利。按照王茂荫的想法和方案，作为大清政府，就必须承担相当大的风险。但问题哪有王茂荫想象得那么简单呢，此时此刻，清政府财源枯竭，银根奇紧，中央财政近乎崩溃，根本没有能力准允纸币兑现。非不为也，是不能也！况且，灾荒连连，民生凋敝，邪教糜生，盗贼蜂起，哪怕一点小小的火星，都会引起燎原大火。而大清政府所想的发行不可兑现的“官票”、“宝钞”这一招，其实就想通过这一手段，从民间更多地搜刮一点资本，以解燃眉之急。面对千疮百孔，咸丰自己都恨不得“金蝉脱壳”。书生，还是书生啊，咸丰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如何有一种绝妙的高招，使得自己以及大清能从那种内忧外困当中解脱出来。但这样的解脱，咸丰自己知道，那简直是比登天还难！
在这时候，二十岁出头的咸丰最为依赖的是他的老师杜受田，他一直对杜受田的话言听计从。但杜受田是怎样的一个人呢？这是一个信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传统士大夫，他对海外的一切都缺乏了解。鸦片战争期间，这位熟读古书的冬烘遗老就曾天真地向当时的道光皇帝建议，用木筏点着火，去攻击大英帝国的铁船。这种千年之前的“锦囊妙计”真是他这个老古董才能想得出来。同样，杜受田的那种专制政权闭关锁国的方式，那种腐儒们以伦理为表象，坚持秩序坚守的做法，与“火筏烧铁船”的计策具有相同水平。在这样的思维模式化下，又能指望咸丰政权制定出什么好的措施和政策呢？
王茂荫的奏折被咸丰狠狠地撂在了一边。不仅仅如此，王茂荫从此也被打入了冷宫。但无论怎么说，从对于经济以及货币的理解上，可以看出在王茂荫身上已经有着相当先进的货币和经济观念。王茂荫只不过是生不逢时罢了，他的那种信誉和民主的看法和做法，与那样的专制社会是不相适宜的。所以，王茂荫即使再有济世的思想和能力，又只能是空悲切。
但这样的一件事，竟然被地球那边的一个伟人知道了。如果没有马克思，真不知道这个叫做王茂荫的徽州人，会不会青史留名？
马克思在那段时间对于中国的事情一直非常关注。在王茂荫上书之前，马克思已经知晓了太平天国运动了。当咸丰三年太平天国林凤祥和李开芳带领着北伐军从扬州出发，一路北上所向披靡并直抵天津郊外的时候，正在伦敦大英博物馆里埋头读书的马克思当时就写道：
“最近东方邮电告诉我们：中国皇帝因预料到北京快要失陷，已经诏谕各省巡抚将皇帝的收入送到其老祖宗的封地和现在的行宫所在地热河，该地距万里长城东北约八十英里。”
很明显马克思是从英国当地的报纸上得知这一消息的。但英国报纸显然将太平天国北伐军的形势乐观化了。咸丰并没有像马克思所预料的那样收拾财富逃到热河，而是派出僧格林沁的部队将这个单骑突进的北伐军歼灭。随后，形势逐渐趋于稳定，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王茂荫向咸丰上书一封。
“清朝的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向天子上了一个奏折，主张暗将宝票宝钞改为兑现的钞票。在一八五四年四月的大臣审议报告中，他受到了严厉申斥。他是否因此受到笞刑，不得而知。审议报告最后说：‘臣等详阅所奏……所论专利商而不便于国。’”
这段话是马克思写的。它见于《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编第三章的一个附注。
马克思之所以知道并在《资本论》中提及这件事，按照一般的说法，这件事曾被当时驻北京的帝俄使节写进了《帝俄驻北京公使馆关于中国的著述》一书中。一八五八年该书又被德国人卡?阿伯尔和弗?阿?梅克伦堡译成德文版发行，而后来，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过程中看到了这本书。但根据上述的情况看来，由于马克思一直对于当时中国的形势极为关心，于是他很可能在当时的英国报纸上对于此事就有一个大概的了解，而在几年之后，由于他对于这一段历史的关心，使得他对于这一段历史有了新的重温和研究。显然，马克思对王茂荫的货币观点是赞同的，他在《一八五七—一八五八年经济学手稿》中就这样说过：“如果纸币以金银命名，这就说明它应该能换成它所代表的金银的数量，不管它在法律上是否可以兑现。一旦纸币不再是这样，它就会贬值。”他甚至说：“只要纸币以某种金属（一般是一种）本位命名，纸币的兑现就成为经济规律。”
王茂荫是紧跟戴震之后的徽州人。他于一七九八年出身于歙县城杞梓里村一个徽商家庭。少年入私塾，曾就读于歙县城紫阳书院。在科举中了举人进士之后，一直在户部任职，直到五十岁以后才擢升为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成为清廷主管财政货币事务的官员之一。王茂荫任京官前后达三十年，历道光、咸丰、同治三朝，不携眷属随任，一人独居京都的歙县会馆，以两袖清风，直言敢谏闻名。
王茂荫是倔强的。这从他数次大胆上书阐述同一个主张就可以看出。这也是徽州人的普遍性格。当初王茂荫中了进士，离开歙县上京城去户部就职的时候，家乡人对于他是寄予很大希望的。七十多岁的老祖母当时就拉着王茂荫的手说：“孙儿啊，我们不指望你发家致富，我们只想你能为朝廷多分点忧，为老百姓多分点忧，做一个好官就行了。”当王茂荫拿着咸丰驳回来的奏折时，他只有一声长叹。毕竟，这是皇帝的家天下啊，想为老百姓做点事，该是难乎其难的吧！
雄心勃勃但又资质平平的咸丰就这样将一个踏实聪颖，同时又具有现代金融货币知识的徽州人给忽略了。一个平庸的时代是做不成什么大事的，但英才的可惜就在于他偏偏处于一个平庸的时代。面对这样的情景，倔强的王茂荫只有仰天长叹。但王茂荫仍是幸运的，幸运的他走进了一本不朽的恢宏巨著。这样的结局，对于王茂荫来说，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吧。
清同治初年，王茂荫在歙县杞梓里的家被太平军焚为灰烬。第二年，刚刚调任吏部右侍郎的王茂荫，千里迢迢赶回故里为母奔丧，面对满目疮痍的故园，王茂荫悲恸欲绝。草草地安葬了继母之后，王茂荫举家迁往新安江畔的义成村。当六十八岁的王茂荫安顿好这一切后，自己也推挡不住病魔的袭击，很快，王茂荫病逝于义成村。能在自己的家乡长眠，对于王茂荫来说，同样，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吧。[im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