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赵焰：徽州人——戴震

[推荐]赵焰：徽州人——戴震       时光在思想的范畴上永远拖沓着脚步，它一直走得艰难而沉重。到了十八世纪，历史的宿命意义再次表现出来了，另一个徽州人站了起来，用振聋发聩的声音，表达了对于程朱理学的质疑。
　　这个人就是戴震。在戴震看来，在漫长的时间里，那种世俗化的理学就像阴霾，乌云一样遮住了上空的太阳。而他，必须站出来正本清源了。
　　据说戴震出世的时候，刚好大雨将至，雷声隆隆，做着小生意的父亲几乎想都没想，就说：“叫震吧，这个名字响亮，好听。”
　　戴震的出生地是休宁隆阜，他的家坐落在新安江上游横江的岸边，一直到现在，仍保存完好。这是一座普通的徽州名居，清洁静谧，不带尘烟，穿过小花园，正厢房的窗户正对着横江，芦苇飘摇，水鸟啁啾。这样的景致，当然有助于一个人思绪和灵魂的提升，也有助于一种恢宏思想的诞生。
　　也许，当年的戴震就喜欢倚在靠江的栏栅上，江天一色，思考着天地人之间的关联。
　　因为家境不富裕，戴震很小便跟着父亲东奔西走，这也使得他对于草根生活非常熟稔。这个据说是十岁才会说话的大学问家，从面相上看，似乎有点木讷，不显山露水。戴震在科举道路上是不太顺利的，其实又何止是他呢，凡是有真才实学的人，科举的道路总是充满坎坷。戴震所在的徽州休宁是历史上有名的“状元县”，据说所产生的状元曾经是全国最多的，有人曾正儿八经地统计出从宋嘉定到清光绪的六百年间，休宁共产生了十九名状元，远远超过了历来状元最多的苏州市的任何一个县。但这样的状元又有什么意义呢？只能说明他们很适应这样的规则罢了！至于真才实学，真正的高手还是在江湖——而戴震，显然就是这样的高手。
　　戴震明显是科举的一个失意者。他在科举中屡试屡败，在花开花落中误了一年又一年，一直到二十九岁时，戴震才算是勉强考中了一个秀才。这样的经历对于戴震来说简直是一个耻辱。但戴震又有什么办法呢？在更多时候，他只有摇头苦叹。好在戴震一直与同乡郑牧、汪肇龙、方矩、程瑶田、金榜等一帮人跟着婺源大儒江永后面求学，在江永身上，戴震不仅学到了很多东西，也培养了自己的人格。值得注意的是江永这个人，史书上一直写他“长于比勘，深究《三礼》”，其学以考据见长，开皖派经学研究之先河。江永不仅仅对《十三经》异常熟稔，还精通天文地理，工于律算，在当时江南无人可比。与戴震一样，江永表面从事的经学是幌子，实际上他更热衷的是“义理”。他一直居于婺源山野之中，胸罗星宿，博古通今，过着闲云野鹤般的布衣生活。在这个人的身上，既有“儒”的入世追求，也有着“道”的出世精神。江永曾经在自己老家婺源汪口，以精巧的设计，准确的计算，建造了一座非常漂亮的河坝，称为平度堰。一直到现在，这座河坝仍屹立在汪口的河中，起到水利枢纽的作用。这样的工程，只是江永的小试身手，他更多的本领，却是因为得不到表现而无法流芳于世。
　　在徽州，诸如江永这样的“高人”，还有很多。他们都有着经天纬地之才，有着鸿鹄之志，但由于缺乏路径，又不甘为人所轻，所以他们多隐匿民间，逍遥山水，不问世事。这样的态度，既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机智，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狡黠。不能“立功”于社会，便躲进自然的天地里自娱自乐。当然，绝大多数的逃避者都是故作姿态，是一种无奈，在失败中消除了志向，渐渐地又把这种消除当作志向。在一片科举的洪流中，只有他们，固守于偏僻的书院或乡村，积薪传火，战战兢兢地维系着一脉微弱的火种，孤独地苦练着“六脉神剑”。
　　三十三岁那年，一场灾难降临了，因为家中的祖坟地被侵占之事，戴震卷入一场官司，族中豪强倚财结交官府，准备加害戴震。为了逃避迫害，戴震只好匆匆去了京城，连行李、衣服都没有来得及带。到了北京之后，戴震寄居在歙县会馆，虽然吃饭都成了问题，但他还是每日讲研学问，目空一切，被人视为“狂生”。不久，吏部尚书王安国慧眼看中了戴震，将他请到家中，教授自己的儿子王念孙。一段时间之后，戴震又去了江南，到南京、扬州等地流亡十多年，这一段走南闯北的经历对戴震是大有裨益的。在北京，戴震和一帮北方学者如纪晓岚、朱筠等惺惺相惜；在江南，他与吴县惠栋、吴江沈彤、嘉定钱大昕、青浦王昶等结为忘年友。高手与高手的对弈是令人欢快的，他们经常言谈正欢，通宵达旦，思想交流所碰撞出来的火花使得戴震功力大进。但戴震在科举上仍然没有起色，一直到三十九岁那年双鬓落雪，戴震才中了举人。但紧接着随后的六年，戴震又是年年落榜，未中贡士。这也意味着，一直到五十岁之前，虽然戴震在经史典籍上的学问和成就在当时全国范围内有着相当的名气，但满腹经纶的戴震还是无人赏识，身份还是一介布衣。
　　机会终于垂青戴震了。五十一岁那年，朝廷决定编撰《四库全书》，面向全国招募人才。《四库全书》总裁纪昀一看有机会，便向皇帝推荐了戴震。朝廷这一次算是不拘一格降人才了，从没有中过进士的戴震进入了《四库全书》馆担纲专职纂修。五十三岁那年，戴震又被赐同进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职务。
　　这一回，满头花白的戴震终于算是跌跌撞撞地从科举的斜刺里走了出来，名正言顺地登堂入室。京城的文化界真是高人无数，天子脚下，人文荟萃，各路英才争奇斗艳。一开始，这个乡村绅士说着一口令人难以听懂的地方话，性格古板而倔强，人们不懂得他，也在暗地嘲弄着他，在一般人看来，最有才华的人应该是那样善于表达的人，而戴震显然不是一个善于表达的人。但不久，人们就发现，这个又老又丑的书生学问实在是太渊博了，经史集注，僻字险韵，奇崛幽深，他无所不晓，无所不通。不仅如此，戴震的探索精神和学问态度也让他们折服，凡是他稍微有点不理解的，立即就要刨根问底，翻阅古书，查个究竟。这个小个子徽州人总是不分寒暑昼夜，像一个十足的工作狂。在戴震潜心面壁的苦思以及小心翼翼的求证中，一个个僵硬的文化符号渐次变得鲜活灵动起来，而他的思想和博大的理学情怀，也在他的笔下折射出云蒸霞蔚的万千气象。
　　不久，戴震的名气愈发大了，他以满腹经纶、精警诡谲以及那种野性的学问穿透力使别人感到震慑，并很快被尊为知识界的领军人物之一。人们尊敬他的学问，也敬重他的为人。这样的情形持续了一段时间，直到推出那本《孟子字义疏证》，才算是在沉寂之中引起一片哗然。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曾经阐明这样一种观点，他将从西汉的董仲舒一直到康有为长达二千年的时代统称为“经学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把目光和注意力放在那些散发着陈年霉味的甲骨、金石、简册、木牍、缣帛和纸页上，在思想和哲学上一直难以突破。依照中国文化的传统看法，源头才是最清澈的，后来的支流怎么能超过源头之水呢？这种带有强烈迂腐和僵化的思维方式，在很长时间一直限制着思想的延伸和发展。这也难怪，在中国文化看来，人类应该具备的思想和道德，在远古的时候就已经发展到顶峰了，在此之后，完全没有必要进行拓展。即使是有所创新，也都是标榜古代哲学家之名，此所谓旧瓶装新酒。在这一点上，戴震同样也是如此。戴震看出了朱熹思想本来的误区以及实施过程中的误区，但他同样也是借助于对孟子学说的解释，来表达自己对于朱熹思想的质疑。但即使是这样，戴震的“司马昭之心”，也是路人皆知。
　　戴震的出发点仍是考据。选择这样的角度，也是戴震深思熟虑的结果。那样可以避开剑拔弩张的方式，对于朱熹的思想重新解读。一个人的思想，在放大的同时，往往会被臆度甚至强奸。戴震就是想绕开一个木偶般的圣人，回到朱熹思想的真正内核。戴震从考据训诂的角度出发，重新阐发“理”、“天道”、“性”、“才”、“道”、“仁义礼智”、“诚”、“权”的本来意义，强烈地批驳“宋以来儒书之言”，在他看来，朱熹思想的诠释，完全是那些“歪嘴和尚读歪经”。很明显，戴震的这番作为是有初衷的，生于徽州的戴震早已经看到了程朱理学在家乡的副效应，看到了徽州大批贞节牌坊后面的罪恶，看到了各个家族祠堂屋檐下的血泪，看到了理学副作用给人们带来的精神枷锁。那种自以为是，自以为真理在手，并且随便赋予一些理解以真理的名义，而后来束缚人们欲望的行为直接带来的副效应就是——对于人性的压制，对于生命的戕害。
　　实际上戴震一直想找一个机会正本清源。其实，这样的看法，也是当年戴震与江永、程瑶田他们在一起经常议起的。这一回，他算是豁出去了。戴震认为，“理”本来是事物的肌理、文理，而离开具体的事物，就无所谓“理”。这也就是说，戴震不承认在事物和天体中存在着绝对的规律。
　　戴震的言论无异于晴天霹雳。京城的学术界一下惊呆了，他们没有想到这个来自朱熹老家讷言少语的读书人竟有着如此大逆不道的勇气。虽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些人也觉察到程朱理学在实际生活中的扭曲变形，并且对程朱理学将很多东西绝对化颇有微词，但这样的看法人们一直藏匿于心中，从不敢公开表述。中国文化传统一直有着容易“着相”的误区，它们容易推崇形式而忽略本质，不仅仅是对朱熹，包括对孔子，对于佛教等等，都是如此。这样习惯性的做法所造成的危害，不仅仅是在思想上的扭曲，还有着扭曲后的进一步延伸。
　　关于这些认识的孰是孰非，姑且不论。但在戴震的思想中，已明显表现出比朱熹“人道”的一面，戴震的思想已带有很强的人本主义色彩。他已经越来越多地注意到人性问题了，注意到外部世界对于人性所应该表现出的尊重。戴震指出，“《记》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圣人治天下，体民情，遂民之欲，而王道备。”这正说明“绝人欲”，也就是“绝天理”。而社会上出现的种种惨剧，正是“以理杀人”、“以理祸天下”的罪恶。
　　戴震的这些思想，相对于禁锢人的程朱理学，进步性是相当明显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戴震的这些思想，开启了十八世纪的一线人文曙光，甚至具有人文复兴的意义。同为徽州骄子的朱熹和戴震，无疑在各自的时代里，代表着时代思想的高峰。而他们之间的论战，与其看作是一种思想的分歧，还不如看作是一种时代的进步。前者，意味着一个纷乱的时代要求思想的统一，要求重建道德秩序；而后者，又意味着时代在更广阔的意义上要求解放，要求思想的多元，要求对人自身的尊重。戴震对于朱熹是没有思想成见的，有的，只是时代的要求，以及人类自身进步与解放的呼吁。

　　尽管戴震的言行赢得了相当程度的喝彩，但同时，他也感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毕竟，在那样的时代里，人们还不习惯于遵从“理”，只是习惯于服从权利和道德，习惯于唯唯诺诺人云亦云。不久，反击的言论如铺天盖地的鸦群一样袭向戴震。踅身于京城的四合院中，戴震最切身的感受就是：北方的冬天实在是太冷了，那可不是一般的冷，那是在骨头里，都迂回着久居不散的寒意。戴震不由想到徽州，还是徽州好啊，心情不顺的时候，可以躲进青山绿水，乡野民舍。在那里，思想更自由，也更广阔。而在京城，想找一片安宁的地方都难找到，只能心若死灰般地呆在高墙之中。
　　晚年，戴震患上了高血压病，因为病情严重，戴震的双脚一直肿得如水桶一样粗，视力也下降得厉害。戴震哪能离得开读书和写作呢，在足疾不能出门的情况下，他只好让人抬着他去眼镜铺屡换眼镜，换到最后，卖眼镜的没办法了，只好告诉他：“此老光之最，过此无可换矣。”即使是这样，戴震仍日夜辛劳，勤于校注著述。乾隆四十二年（一七七七年）五月二十七日，因为积劳成疾，戴震病死于任上。他怎么会不积劳成疾呢，数数他的著作就知道了。计有《诗经二南补注》二卷，《毛郑诗考》四卷，《尚书义考》一卷，《仪经考正》一卷，《考工记图》二卷，《春秋即位改元考》一卷，《大学补注》一卷，《中庸补注》一卷，《孟子字义疏证》三卷，《尔雅文字考》十卷，《经说》四卷，《水地记》一卷，《通释》三卷，《原善》三卷，《绪言》三卷，《直隶河渠书》一百又二卷，《气穴记》一卷，《藏府算经论》四卷，《葬法赘言》四卷，《文集》十卷。
　　一个人怎么能在短短的生命中写出这样多的东西呢？这样多的著作，当然会耗尽一个人生命的蜡烛。至于戴震在乾嘉时的思想地位和学术地位，看看《清史稿》中的这一段文字已经清晰地表明：
　　“震卒后，其小学，则高邮王念孙、金坛段玉裁传之；测算之学，曲阜孔广森传之；典章制度之学，则兴化任大椿传之；皆其弟子也。后十余年，高宗以震所校《水经注》问南书房诸臣曰：‘戴震尚在否？’对曰：‘已死。’上惋惜久之。”
　　一代宗师戴震是葬在徽州老家的。死前，戴震就有南归的意愿，并且已经打点好自己的行装，但他的足疾让他实在走不了路。戴震还是舍不得徽州的好山好水啊，只有在那里，戴震才觉得思维更加清晰，而他的所有的思想和行动才合乎那个无形的“理”。在戴震死后的第二年春天，他的灵柩由夫人率子运回故乡，葬于现在屯溪城郊八公里处的休宁县商山乡孝敬村几山头。墓碑上方镌刻着“隆阜戴氏”，正题为“皇清特赐进士出身，敕授文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先考东原府君，生妣朱氏孺人合墓”。碑文是戴震的高足弟子段玉裁的女婿，清思想家、文学家龚自珍的父亲龚丽正所题写。
　　一代大儒，就这样安安静静地沉睡于地下，在生前，他终于将积淤于胸的气息释放了，该说的，都说了；该写的，也都写了。此番离去，一代大儒已没有什么遗憾，可以安然释怀于徽州的山水之间。
　　墓地周围，山清水秀，阡陌连绵，层峦叠嶂，松翠欲滴。[img]